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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外院 | 浙师大外院本科“中西翻译理论”课程优秀论文展示(四):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罗希文中医古籍翻译 ——以《本草纲目》为例

来源 : 学工办     作者 : 陈 茜     发布时间 : 2021-02-03     浏览次数 : 10

授课教师评语:本文题目为同学自选,课程虽然提供了大量题目供同学选择,但也鼓励大家按照兴趣自拟题目。文章选题比较新颖,如能对中医药学拥有更多的知识,相信对译本特点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罗希文中医古籍翻译

——以《本草纲目》为例


陈茜翻译181班


《本草纲目》在我国中医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古至今,《本草纲目》的英译本层出不穷,但大多是节译本,而且皆为西方汉学家主导。直到现代翻译家罗希文的出现,《本草纲目》完整的英译本横空出世。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医的专业知识,罗希文在译文中做出了许多调整,以适应外国读者。本文将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探讨,在翻译《本草纲目》时,罗希文为了达到翻译目的,做出了何种调整。


一、《本草纲目》与罗希文


(一)《本草纲目》与明代医学

《本草纲目》的成功离不开当时明代医学繁荣的社会背景。从经济社会的角度,明代的政局趋于稳定,经济相对繁荣,加上中央政府的扶持,使得医学得以顺利发展。[1]从儒生向医的角度,虽然儒生数量大幅增加,但取士者却凤毛麟角。这使得“儒士”开始将关注焦点从社会转向个人,而且为了能较好地满足并实施儒家的“仁爱”观,从医成为儒士合适的选择。[2]从教育的角度,明朝政府重视医学教育,设立了官办医学,分为中央与地方两部分:中央为太医院,地方包括惠民药局与医学(一种地方医政机构)。[3]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明朝制定了一套严格的世袭制度。“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4],从而形成了世医制度。

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明代医学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明代医学的繁荣也使得李时珍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进行医学的整理与创作。虽然《本草纲目》的第1和第2卷都是 “序例”,但是其体裁和现代药物学的总论或绪言相似,首先列举编著引用的参考书籍和收载药品的来源和种数,再根据以前诸家文献叙述药效的一般性质、药物的配伍及处方的原则、采药季节、调剂技术、服药禁忌等。《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内容翔实丰富的医学著作,而且其中的药物分类方式更是独具一格。李时珍采用“以纲絮目,纲举目张”的逻辑方法,将古籍本草繁复的药物,予以新的排列组合,标列正名为纲,其有关药物则附释为目。在分类学上有突出的创造,为中外学者所共认。[5]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使外国读者理解且接受中医文化,译者不仅要处理古汉语的翻译,还要将著作中的专业知识准确地译出。


(二)《本草纲目》作者与译者

李时珍,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薪州人。李时珍出身于医学世家,无心于功名利禄,专心致志地钻研学术研究。他重视医药学,博闻强记,不拘于旧说,凡事切实研究,所以在医学上有颇多发明和创见。在李时珍的著作中,最著名的是《本草纲目》。李时珍于1552年开始撰写《本草纲目》,费时27 年,其间三次易稿,最终,于1578年完成。[6]

罗希文是我国著名的中医药典籍英文翻译家。1972年开始,在中医学界的专家学者指导下,罗希文着手从事英译中医药典籍的工作。2003年,他翻译的《本草纲目》(英译本,600万字)出版。为了将《本草纲目》这部中医典籍译成英文,罗希文足足准备了20年。这期间,作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为本书的翻译做了许多前期工作和心理准备。[7]


二、翻译目的论三大原则


翻译目的论有三大原则,一是目的原则,也是首要原则。在翻译过程中,形成各项文本的前提是要以相应目的为基础,且这一目的是为了服务某件事或某个人。二是英语翻译的连贯原则。翻译后的译语内容必须连贯、通畅,并能清晰明确地表达原文意思,能被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三是英语翻译的忠实原则。应保证译文意思与原文相同或接近,这与翻译人员自身水平和对原文理解程度密切相关。为了确保英语译文与原文意思不偏离,要求翻译人员必须忠于原文进行翻译。在这三个原则中,目的原则居首位。译者在翻译过程首要考虑地就是目的原则。[8]


三、底本与对比研究


(一)翻译底本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中的第XIII页中,罗希文提到英译本的原本是1993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本草纲目》。[9]该原本是上海图书馆金陵原刻本的影印本。金陵原刻本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本草纲目》的最早版本,后世诸多《本草纲目》版本均在金陵版本基础上衍化翻刻而来。可以说,金陵原刻本是一切《本草纲目》的祖本。[10]因此,可以得知,与之前的节译本不同,罗希文的英译本中的内容是较为完整的。原本见附录一。


李时珍:《本草纲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二)对比研究

与《伤寒论》和《黄帝内经》不同,《本草纲目》对中国文化背景知识要求较低,而且研究的对象比较具象。同时,《本草纲目》采用的分类方法的逻辑更能为现代人所理解。外国读者可能更容易接受,这是一个利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切入点。罗希文翻译《本草纲目》的主要目的,就是向世界传播中医文化,做出中国人主导翻译的《本草纲目》,使中医更好地被外国读者理解,破解外国读者的偏见。同时,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英译的工作长期由西方汉学界主导的局面,突破国际上没有中医药典籍全英译本的局面。[11]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以翻译目的论作为支撑,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罗希文翻译的“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进行对比探讨,从中研究罗希文在《本草纲目》英译本中做出了何种调整以适应外国读者的阅读。

 

1. 对照与索引

罗希文在翻译《本草纲目》时,没有选择威妥玛式拼音,反而采用汉语拼音系统。笔者猜测可能是为了推广中国的拼音系统,让更多外国读者熟悉。同时,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罗希文在书的开篇附上了威妥玛式拼音和汉语拼音的对照表,方便读者查阅。见附录二。



此外,在罗希文翻译期间,中国并无标准的中医汉英词汇对照。国内外对中医名词术语标准的制定层出不穷。[12]这就使得一些中药名的英译比较混乱。鉴于这种情况,罗希文对所有药名的翻译采用“汉语拼音——拉丁文——英文”对照的方式,以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和对照性。三种文字的对照方便了读者阅读,不易混淆(见下表)。



《本草纲目》的语篇经常出现大量的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而这些专有名词都是用拼音标注的。



在上述甘草的语篇里提到了“河西”“上郡”“蜀汉”“汶山”等地名,“陶弘景”等人名,以及其他专有名词“抱罕草”等。这样的内容在《本草纲目》中是十分常见的。如果外国读者不熟悉中国文化或者地理,难免会看得云里雾里。而且,由于不少外国读者对拼音系统不熟悉,在面对大量的不熟悉的拼音和物品种类时,读者也容易陷入混乱。为了便于英文读者的阅读查阅,罗希文在书后梳理了八个索引,分别是:中药名称、引用书目名称、全部方剂索引、引用地名索引、古代官职名称等。这些索引也都分别采用汉语拼音、英文、拉丁文标注,供读者查阅。索引见附录三。



2. 语境转换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爱德华·霍尔明确指出:“一种文化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如果绝大部分的信息存在于物质语境中,话语意义的表达对语境的依赖程度较高的话,那么这种文化就是高语境文化;反之,如果只有少量的信息包含在隐性环境中而绝大部分的信息意义通过言语表达出来,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对语境的依赖程度较低的话,我们将其称之为低语境文化。”霍尔认为亚洲及拉美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文化可被认为是高语境文化,而欧美文化的代表美国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17]《本草纲目》古汉语书写,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产物,文字言简意赅,寓意深刻,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所含信息的很大一部分蕴含在语境内。而英语受低语境文化的影响,低语境语言在表达意思上比较直接,与语境联系较少。[18]所以,译者需要处理高低语境之间的转换。

古汉语中的一个字往往意味无穷,寥寥几字就能形象生动地将所述对象描绘出来。如果直译古文,不将其背后的蕴藏的含义译出,那么译文会有许多歧义,读者也不能领会其意。为了更好地传达内容,罗希文将中文语境中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意译出。



在上述关于黄芪的语篇里,语篇提到了“阴干”。在古汉语中的“阴”有多种含义:“山的北面,水的南面”“阴影”“阴天”[21]等意思。而在这里,“阴干”是指将黄芪在阴凉的地方风干。取其“阴影”之意。译文“Dry the drug in the shade.”很好地展现了“阴干”的意义。其次,在“入手足太阴气分,又入手少阳、足少阴命门”一句中,其中的“阴阳”指的是中医人体的十二经脉。在中医中,内为阴,外为阳。脏为阴,腑为阳。上为手,下为足。十二经脉的名称分别是: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足太阳膀胱经。[22]此句中的“手足太阴”分别是“手太阴肺经”和“足太阴脾经”。“手少阳”和“足少阴”分别指的是“手少阳三焦经”和“足少阴肾经”。如果译者直译,而不进行适当增译加以解释,那么外国读者是无法理解这些手足阴阳包含的意义。所以,在译文中,罗希文将这些经脉的全称译出。在译文中,不同的经脉对应的脏腑、手足一目了然,避免了歧义。除此之外,罗希文的译文语言十分简洁,与医学文献中的复杂长句不同,译文多使用简单句,很少使用从句等复杂的语法结构。因此,阅读难度也降低了许多。这对译作的传播大有裨益。

同时,罗希文的译文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一些语境转化不成功。这使得其译文引起了不少歧义。比如,“温补”和“冷补”。在中医中,“温补”指“温其中,补其虚。”[23]而“冷补”是指“滋补肾阴,清热润肺。”[24]从意思上看,这里的“温补”和“冷补”中的“温”和“冷”指的是治疗的手段。但罗希文将“温补”和“冷补”分别翻译为“warm and replenishing”和“cool and replenishing”。这种直译并没有将治疗手段很好地翻译出来。而且读者可能会对此产生歧义——“warm”和“cool”修饰的可能是药材。“warm”和“cool”词性应进行调整。所以,“warmly invigorating”和“cool invigorating”会更好。除此之外,译本中的时空语境也有些错乱。“第一出陇西洮阳”和“今出原州及华原者最良”和“黄耆本出绵上者为良”的译文都有“best”之意。陶弘景是南朝人[25],苏恭是唐朝人[26],而陈承是宋朝人[27]。三位医学家所在的时代不同,相应地,在不同时代,人们对黄芪的产地和质量的评价和标准也就不一样。但在译文中,罗希文并没有对此进行解释。这使得译文自相矛盾。而在介绍草本这一栏中,这种情况一直存在。这会对读者的阅读理解造成障碍。所以,译者应当加注解释《本草纲目》中出现的人名,使读者知道这些医学家处在的年代,从而得知黄芪在不同年代的最佳产地是不同的。


3. 文化差异

在国际标准的度量衡出现之前,不同的国家对度量衡都有其不同的固定标准。因此,许多外国读者并不理解中国古代度量衡。面对这种情况,罗希文不仅要向外国读者传递中国文化,还要避免歧义。所以,在翻译度量衡时,罗希文选择了音译中国度量衡,再采用国际标准度量衡加以解释。



这样既能传达中国文化,又能解开了外国读者的困惑,保证译文的连贯与流畅。


四、总结


纵观古今,中医古籍的英译发展缓慢。《本草纲目》作为著名的中医典籍,见证了中医英译史。从最初的《中华帝国全志》到近代伊博恩翻译的《本草纲目》再到现代罗希文翻译的《本草纲目》。在罗希文之前,《本草纲目》没有完整的英译本,都是节译本。而且都是由西方学者主导完成,所以,译文会有一些译者的错译或者漏译,甚至是一些文化方面的理解偏差。而罗希文翻译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第一本完整的英译本,在中国中医英译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30]他打破了西方汉学家主导中医典籍英译的局面,为提升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领域的话语权及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开辟了新的领域。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医知识,罗希文制作了索引方便读者查阅,对各个专有名词都采用了“拼音——拉丁文——英文”的模式使读者不易混淆。在将高语境的古汉语转换为低语境的英语时,罗希文把蕴含在语境中的意义进行增译解释,便于外国读者理解。在处理文化差异的方面,罗希文将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和中国古代的标准进行结合,读者能够从其中的关联理解中国的文化。虽然在语境转化中,罗希文有一些失误,但是瑕不掩瑜。《本草纲目》的英译本为中医古籍的传播打下了夯实的基础,也为中医典籍的英译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宋佳,赵艳,傅延龄,明代中医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概述,安徽中医学院学报,第32卷,第5期,2013.10。

[2] 李德锋,乔龙续,从“独善其身”到“则为良医”:试析晚明士向医的心里归依[J],中医文献杂志,2005(4):30-32。

[3] 岳精柱,明代官办医学研究[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6(4):199-201。

[4] 李东阳,大明会典:户部六[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2277。

[5] 宋大仁,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和《本草纲目》,《自然杂志》,1983。

[6] 宋大仁,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和《本草纲目》,《自然杂志》,1983。

[7] http://cass.cssn.cn/xuebuweiyuan/rongyuxuebuweiyuan/lxw/

[8] 马会娟,苗菊,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4,页码81。

[9] Luo Xiwe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3, P. XIII.

[10] 王林生,《本草纲目》五个金陵本叙要,中医文献杂志,2019,37(03),1-3。

[11] 邱玏,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初步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论文,2011,页码145。

[12] 蒋基昌,李琳,任朝莹,中医英译的困惑,西部中医药,2019,32(12),152-154。

[13]李时珍,本草纲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14] Luo Xiwe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3, P. 625.

[15] 李时珍,本草纲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16] Luo Xiwe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3, P. 1229.

[17] HALLET, HALL M R.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M]. Yarmouth, ME:Intercultural Press, 1990:111-114.

[18] 成传雄,高低语境文化论下英汉语特点分析及翻译策略[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4( 7) : 107-109.

[19] 李时珍,本草纲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20] Luo Xiwe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3, P. 1238, 1239.

[21] 张双棣,殷国光,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4.3,页码1771。

[22] 郑洪新,中医基础理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8,页码161。

[23] 李橚,医学入门,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1,页码634。

[24] 严用和,严氏济生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9,卷五。

[25] 尚志钧,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对本草学的贡献,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9,(03)。

[26] 倪昊翔,王明强,苏敬、王焘医学教育思想对当前医学教育的启示,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8,16(06)。

[27] 周崇仁,论宋代医家对《伤寒论》的贡献,上海中医药杂志,1993,(06)。

[28] 李时珍,本草纲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29] Luo Xiwe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3.

[30] 邱玏,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初步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论文,2011,页码55,9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