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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外院 | 浙师大外院本科“中西翻译理论”课程优秀论文展示(五):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对比研究

来源 : 学工办     作者 : 詹佳唯     发布时间 : 2021-02-04     浏览次数 : 10

授课教师评语:好几位同学选择林纾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各有特色,本文探讨了林译与《茶花女》原著的差异,并分析了差异背后的原因,不足之处是背景介绍部分缺少注释,林纾的传记已有多部。

 

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对比研究

2018级翻译专业 詹佳唯

 

【内容提要】《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林纾翻译第一本外文小说。这本爱情小说传播了西方思想,给当时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本文以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为探讨对象,对比法国小仲马《茶花女》原著,参考现代王振孙《茶花女》译文,对比分析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较小仲马原著的不同之处,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差异研究

 

一、译者简介


林纾,生于1852年(清朝年间),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作为中国近代声名远扬的文学家、翻译家,林纾的一生建树颇多,尤其是在翻译方面。林纾是翻译外国文学的先锋人物之一,在其创作生涯当中,前后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吟边燕语》《伊索寓言》等多语种的外国文学著作。其中,《巴黎茶花女遗事》作为林纾所译的第一本法国爱情小说,出版之时,风靡中国社会,极受民众追捧。

林纾以中国近代翻译家的身份走进民众视野当中,但他的前半生,处处可见追逐科举、渴望做官、报效朝廷的影子。1882年对于林纾而言,是一个特殊且意义重大的年份。该年,林纾成功中举,从清贫的秀才一跃成为举人。命运弄人,林纾的仕途之路并非想象中的那般顺利,反而历经坎坷。经过七次礼部会试失败后,林纾终于放弃了科举入仕的愿望,转而走向文学的道路。至此,林纾开始以中国近代举足轻重的文学家、翻译家的身份,登上中国近现代文学舞台。

尽管林纾致力于翻译外国文学著作,帮助世人接触西方文学,但其本质上还是一位保守派。面对当时废弃儒学、崇洋媚外的社会现象,他愿舍书画营生,专力教授,重振师道伦纪[1]。由此可见林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对中国传统礼制的恪守。

因此,林纾的翻译著作多用文言文铸就,当中不乏其传统思想的体现,这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当中也有所反映。下文将对此展开详细分析。


二、翻译背景简介


小仲马的《茶花女》讲述了法国七月王朝时代,妓女玛格丽特和阿尔芒凄婉曲折的爱情悲剧,歌颂了追求自由、追求爱情的高贵精神。这本言情著作不断流传,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适逢中国清末民初,国力日渐衰弱,政府力求改革强国,派遣学子留学海外;更有不少胸怀报国之志的中华儿女留洋探寻救国之路。林纾的好友王寿昌便是海外求学队伍当中的一员。

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据文献记载,1897年夏,林纾正值夫人新丧,心境郁闷,情绪低落;朋友魏瀚撮合他与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以此期许他从悲恸中走出[2]。于是,林纾和与王寿昌达成协作,后者口述,前者将口述内容以文字的形式记录翻译,创造了红极一时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可见,正是有了林纾为缓解丧妻的悲恸,寄情于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才有了后来民国版的“洛阳纸贵”这般轰轰烈烈的场景。


三、差异探究


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整体故事情节的设置和叙述结构的安排,与原著小仲马的《茶花女》相差无几。两者都以第一、第三人称混合的叙事角度,展现了两位主人公“相遇相识——表白心意——误会重重——互诉衷肠——冰释前嫌——爱情受阻——阴阳两隔”的过程,环环相扣,跌宕起伏;两者都具有极其强烈的渲染力和表现力,将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的爱情悲剧描绘得淋漓尽致,层层铺展于世人眼前。

然而,一位身处19世纪、受过启蒙运动洗礼、浪漫主义思潮迭起的法国,另一位则陷于清朝末年,封建传统占据主流、王权动荡、国力衰微、外国势力虎视眈眈;对于同一故事的演绎和阐述,必然会融入不同的思想情感和主体意识。因此,本部分将着重探讨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与原著《茶花女》的差异之处。

为了更为直观地体现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3]和原著《茶花女》[4]的不同之处,本部分选取了现代翻译家王振孙先生翻译的《茶花女》[5]作为对照。


(一)浪漫主义爱情观和中国传统情爱观的碰撞

在小仲马的原著当中,玛格丽特是一位敢于追求爱情,追求平等自由、不拘于俗事眼光的姑娘。在她的身上,无处不体现着浪漫主义爱情观的内涵:自由奔放、强调自我、张扬个性[6]。文中多次出现且反复强调的一词“amour−propre”,对应汉语解释为“自尊;自尊心”,由此可见小仲马在《茶花女》当中倾注的思想情感。

而林纾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尽管其思想有着开放的一面,但多多少少,封建传统思想仍旧深深渗透进他的骨子里。这也就影响了林纾对原著《茶花女》浪漫主义爱情观的阐述。他以中国传统情爱观,即忠贞观融进《巴黎茶花女遗事》当中,重新构建了另一种不同于小仲马浪漫主义爱情观的思想。正如他者所言:林纾在翻译中以中国传统范畴重新构筑了法国爱情小说《茶花女》。原作《茶花女》的核心词汇是爱情,林译《茶花女》的核心词汇却是忠贞。原作也说到忠贞,不过是单纯的爱情的忠贞。林译的忠贞,却指向“礼法”、“伦纪”、“节义”、“隐德”等范畴,具有强烈的社会道德含义[7]。

这种重铸的思想,在林纾的译文当中处处可见。比如,正文故事的开始,引导玛格丽特出场时的外貌描写,林纾就已经将“贞洁”两字刻在玛格丽特这一人物形象当中了。



对比两种译文,王译比较忠实于原文,将原文刻画的具有浓郁西方特色的玛格丽特形象很好的传达了出来;可见原文的玛格丽特,奔放、纵情,沉浸于俗世欢愉。而在林纾的描写当中,稍涉情欲色彩的字眼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长身玉立”“仙仙然”“脸如朝霞”这些中国传统佳人的特质;营造了一位清冷高洁的东方女子。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的审美趣味中,将女性附比于“仙”,不仅意味着女子具有姣好的面容,更意味着其“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贞洁特质。林纾对茶花女“仙仙然”的形象定位,为茶花女内置了一个贞洁的品性[8]。通过这样的外貌刻画,林纾笔下的茶花女从一开始,便脱离了原著茶花女的形象,转而向中国传统贞洁烈女的方向发展。

后续的故事情节中,林纾不止一次重复强调其赋予玛格丽特的忠贞观。在主人公第一次表明心意的场景中,玛格丽特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小仲马的原文当中,玛格丽特的话语间所传达的信息,是不羁于一人,更何况彼此还未确定明确的关系;换句话而言,对方不过是仅见过几面的陌生人,自身的所作所为与对方毫无关系,无需向对方辩解,更受不得对方加给自身的条条框框。反观林殊的译文,“我何能于未识君前为君守贞”,就和原文所表达的情感完全不同。字里行间传递的是:未相识之前,我难以为你守住身体上的贞洁;与你相知后,我完完全全是你的,包括我从未交付给他人的感情。通过这样的改写,林译版的茶花女已经不再是原版当中爱情至上、寻求自尊的玛格丽特了,而是传统忠贞观浸染下的中国俏佳人。

这种忠贞观,贯穿全文。一直到故事的最后,玛格丽特为了阿尔芒的前途和他妹妹的幸福,放弃了来之不易的爱情。在玛格丽特的独白当中,本意是为赢得阿尔芒父亲的尊重而自豪,林纾却将其置换成了“即以贞洁自炫与人”[9],再一次灌入了其“贞洁”的理念。

由此,林纾以巧妙的处理方法,替换了原著茶花女的芯子,打造了符合林纾自身思想的玛格丽特。经过他的改造,茶花女作为性交易者的道德劣势被淡化,摇身变作“至贞至洁好女子”[10]。这就体现了追求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爱情观与中国传统情爱观的激烈碰撞。


(二)西方开放思想和晚清传统礼制的摩擦

作为一部浪漫主义爱情小说,小仲马的《茶花女》就是19世纪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向世人展现了当时开放的社会风气。因此,原著当中不乏对主人公之间亲热场面的描写;以及大量心理活动的直白叙述。从言语表达到内心思考,无不传递着奔放、情欲的色彩。

而生活在清朝末年的林纾,在处理这些文字时,或有意、或无意地进行删减、改动。相比于原文,林译缺少了大段的心里独白,以及有关“情欲”的字眼。中国传统礼制中的内敛含蓄、矜持保守占据了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主要位置,避免译文出现不合乎礼制的情节。

小仲马在故事的引入部分,提及一位命运悲惨的妓女路易斯,未婚先孕,后流产衰弱而死亡。对于这一情节的处理,林译和原文的差别就已经很明显得展现出来了。



中国古代道德礼制对女子的要求严苛。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女子未婚先孕便是大忌,是一桩不可外扬的丑事。中国古人视这方面的事物为私密事,平时断不会讨论,更何况堂而皇之地向公众宣扬。因此,林纾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在面对此种有违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行为,也只能采取删减、模糊处理的方法。可见,中西方思想观念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

相似的处理同样出现在其他涉及亲密接触的场景。比如,阿尔芒和玛格丽特定情的夜晚,主人公情不自禁的相互靠近、亲吻彼此[11],林纾将其改译为“至马克旁密语”[12];于其而言,这已经是最接近礼法底线的可接受行为[13]。再比如,因G公爵而产生的第一次矛盾中,主人公双方在争执的过程中,发生了亲吻这一行为,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当中,未见一丝一毫的字眼描述。西方开放思想和中国传统礼制的摩擦在这些处理痕迹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追求平等尊重思想和坚持传统男子主义的对抗

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身陷囹圄而不折傲骨。她有着自己的脾气,有着自己的个性,自傲也自尊;她在奋不顾身追寻爱情的同时,也在寻求尊重。一个人物形象的背后往往掩藏着作者的情感态度。19世纪的法国社会,金钱至上、人情淡漠;上流社会物欲横流,不良风气充斥着整个贵族阶层。他们掌握着绝对权力和财富,漠视人情冷暖,任何事物,包括人,都可以成为他们炫耀其资本的玩物。下层人民的生活却日渐困难,妓女地位低下,等不到应有的尊重[14]。目睹上流社会的糜烂腐败,早期经历过一段清贫生活的小仲马愈发感受到了法国社会不同阶层间的巨大鸿沟,共情底层人民生活,挥笔写就《茶花女》,批判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呼吁社会给予妓女应有的尊重[15]。上文曾提及《茶花女》原著当中,多次强调“amour−propre”即“自尊”这一词,说明小仲马将这种主张融入到《茶花女》当中,以文字的形式,寻求妓女的平等地位。

显然,在林纾的眼里,小仲马对待妓女的态度并不能与其产生共鸣。中国古代构建了严密的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的框架下衍生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要求阶级界限明显、尊卑有序。妓女,甚至是妇女,其地位都要低于男子;在一个宗族家庭中,妇女往往依从于丈夫,变成附属品,“夫唱妇随”。即便到了现在,这种现象也未完全消散。传统男子主义从古至今,一直存在。林纾对小仲马倡导平等、呼吁尊重的思想避而不谈,这也是两者的不同点之一。

因此,对于原文当中反复提及的玛格丽特的自尊问题,林纾在翻译时统统置换成了另一种说法;替换的结果,就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思想的冲突。



这段话发生在主人公的第一次误会当中。阿尔芒一时冲动,将绝交信寄给玛格丽特后,因迟迟收不到回信,悔恨交加,故来探探普律当丝的口风。普律当丝对玛格丽特的不回应做了如上的解释。其中,“amour−propre”这一词,王振孙将其译为“自尊心”,意在强调即使玛格丽特是一名妓女,但她并非可以被人随意践踏,而是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有着和对方相同的自尊心。再看林纾,他将原文改译成“折之以大义则拂”,即“用一些大道理来驳斥对方,对方却不接受、不顺从”。相比于王振孙直接翻译出“自尊心”,林纾在这一句的翻译上模糊化处理了“amour−propre”,反而增译了原文当中并未出现的“大义”。经过这样的改动,林译传达出的意思,不像是表现玛格丽特的自尊自傲,更像是在传统男子主义的框架下,男子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以“大义”对女子的错误进行训诫。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接下来的故事情节里。



在这段译文当中,林纾以“肝胆”替换“dignité”;后者在此明确描写了玛格丽特为维护自尊、为寻求爱情当中双方的平等地位而倾诉内心所思所想。“肝胆”在古文中常做“真诚、赤诚”之意,而“自尊”则有“自我尊重,既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也不允许别人歧视侮辱”的含义。两词对比,就可发现林译的“肝胆”和原文的“dignité”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两者的侧重点也完全不同,前者强调情感的忠诚,后者强调个人的尊重。可以说,林纾按照自身的解读,替换了原文当中小仲马反复强调的“追寻尊重”的思想。故事的最后,玛格丽特为赢得阿尔芒父亲的尊重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林纾同样也将这类字眼处理成了“真诚、真心”[16]。

除去对“自尊心”这一词的遮掩,林纾还修改了原文当中其他不符合传统男子主义的情节。小仲马《茶花女》当中有一段极其类似的话语,第一次发生在阿尔芒请求玛格丽特原谅时,对玛格丽特忏悔;第二次发生在故事末尾,玛格丽特向阿尔芒恳求勿要互相折磨。有趣的是,林纾将这两段话做了不同的翻译;现将两处进行对照探究。



很显然,将“奴隶”“狗”冠于男子身上,违背了中国传统男子主义的思想观念;所以林纾只是一笔带过阿尔芒的忏悔,并未具体译出阿尔芒的话语。但若将这些词放在女子身上,传达的是女子作为附属物的一方,并不会与这种男子主义观念冲突。所以林纾直译出了玛格丽特的恳求,而不是像前者一般做模糊处理。这些差异的背后,皆是追求平等尊重思想和坚持传统男子主义的对抗。


四、原因分析


小仲马的《茶花女》向读者吟唱了一首异域风情的爱情诗,塑造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浪漫爱,使人一眼便能感受到异国热烈奔放的气息。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同样具有其独特的魅力。与小仲马的《茶花女》相比,《巴黎茶花女遗事》刻画了中国传统的风流俊才子和翩翩俏佳人之间的悲欢离合,缠绵悱恻,婉约动人。

两者仍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差异的背后,是各方各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究其根本,大致可以推测出以下几点。


(一)翻译方法与文言文表达的限制

前文在背景论述当中已经提及,《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林纾与其好友王寿昌共同翻译而成。其中,王寿昌将法文翻译成中文,林纾边听边译,将王寿昌所述内容编译为文言文。这也是《巴黎茶花女遗事》比较特殊的地方,与一般的双语翻译相比,《巴黎茶花女遗事》经历了两个翻译阶段,这也势必会造成错译、漏译的现象。且不说林纾将其转换为文言文这一过程,在王寿昌将法语转换成中文这一阶段,也存在着或有意或无意的疏忽。因此,这些细小的失误散布在译文当中,多多少少影响了译文的忠实性。

同样的,语言因素也会造成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异。林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坚持选用文言文进行翻译。但文言文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语言体系,受到外来词汇的影响很小;因此在该体系中,一时间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对应外国文化当中的新词。在原版《茶花女》当中,大量的心理描写涉及到了这些带有西方特色的词汇,由于文言文体系当中缺乏适当的词语来进行翻译,林纾在处理时采用了漏译的手段,从而保持译文的整体流畅性和可读性,以及文言文独特的修辞和韵律。正如他者所言:我们今天的汉语,已经吸收了许多西方的概念、词汇和一部分句法,在翻译中尚有难以跨越的文化障碍,那么在晚清,用文言的一套语汇、规范以及它所包蕴的文化系统去应对西方文化中的产品,骤然间面对异文化中的众多新事物、新观念、新思路,其困境更是可想而知[17]。这样看来,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与原文的风味大不相同,也情有可原。


(二)个人保守思想与社会受众的影响

尽管林纾在对待西方文化这一方面,有着相对开明的态度;但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文人,其本质上还是一位保守人士。与此同时,林纾还是中国古代儒学思想的拥护者,对于《茶花女》原著当中不符合儒家观念的片段,自然会采取相应的方法进行修饰、掩盖。而小仲马在原著当中传达的情感,恰恰是中国儒家学派不能相融的思想,这也就产生了两位截然不同的“茶花女”。由此,两位“茶花女”所代表的中西方文化产生激烈碰撞的现象,也不足为奇。

翻译是一项需要译者统筹全局、考虑周全的活动。译者不仅需要思索如何较好地传递原文信息,也要考虑怎样才能为大众所接受。很显然,林纾在编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同样思考了这一问题。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还处于新旧思想交替存在、封建思想占据主流的时期。尽管已经有许多的开明人士致力于解放民众思想,但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事情。欲速则不达,贸然输入与传统思想观念极为不符的西方文化,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面对这样的境况,林纾选择“润物细无声”的手段,以一种国人可接受的方式推广《茶花女》;这样归化的结果,就是一位东方佳人的诞生;是中西思想观念的“偷梁换柱”。

除去翻译方式、语言选择、个人思想以及读者需求这四点因素,林纾在创作《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过程中必然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在这些主客观原因的作用下,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异。


五、结语

 

本文以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主题,简要概述了译者生平以及翻译背景;对比小仲马的《茶花女》,以王振孙版《茶花女》为参考,探讨林纾的译文与原著思想情感上的差异,并深入差异背后,探求原因。

小仲马的《茶花女》,向世人展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爱情。在他的笔下,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即便受着妓女这一身份的桎梏,还是执着地、坚定地、勇敢地迈向自己的爱情。文中洁净的茶花,正是玛格丽特对其爱情保持纯洁的象征。在这段经过努力不断争取来的爱情中,她也无时无刻不追寻着关系上的平等和尊重。这也是小仲马借玛格丽特之口,呼吁法国社会给予妓女应有的尊重。而最后她的牺牲,更是体现着小仲马对法国虚伪道德残害无辜性命的控诉,对这个金钱至上、人情冷淡的社会发泄满腔的怒火。

林纾在翻译《茶花女》的过程中,为了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对其进行了加工修改。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相比于原著,淡化了玛格丽特坚守的爱情忠诚,并且以中国古代加诸女性身上的忠贞观进行置换。在这样的修改下,玛格丽特不再是原著当中自我意识鲜明、个人主义张扬、追求平等尊重的茶花女,而是一位时刻以传统忠贞观进行自我约束的东方“茶花女”。当然,这并不是说林纾塑造的茶花女丧失了原著茶花女所有的特质。在林纾的改译下,玛格丽特还是具有敢于冲破世俗眼光的精神;但若细细研究,则会发现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仍旧深深扎根于林纾的茶花女身上。林纾只是将这些传统情爱观、传统男子主义和传统礼制掩藏的很巧妙,给世人创造了一本符合中国儒家学派要求的开明的东方版《茶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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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慧:《以韩抗俗:“五四”前后林纾的韩愈批评及其问题指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0期,第130页。[2]毕新伟:《中国经验与西方经验的相遇——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161页。[3] 初版于1899年,本文参考的是张玉霞:《林纾译著经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3-58页。[4]初版于1848年,本文参考的是Alexandre Dumas fils. La Dame aux Camélias.[M].Domaine public,2005.文本见于http://www.inlibroveritas.net/oeuvres/2731/la-dame-aux-camelias,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月5日。[5]初版于1980年6月,本文参考的是王振孙:《茶花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6]吴怀东:《历史 现实 方法——欧洲浪漫主义思潮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3卷第3期,第83页。[7]赵稀方:《<茶花女>在晚清的二度改写》,《北方论丛》,2012年第5期,第34页。[8]安忆萱:《<巴黎茶花女遗事>与林纾的情爱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3期,第171-172页。[9] 张玉霞:《林纾译著经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50页。[10]陈瑜:《情之嬗变:清末民初<茶花女>在中国的翻译与改写》,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2页。[11]Alexandre Dumas fils. La Dame aux Camélias.[M].Domaine public,2005,P.74-76.[12]张玉霞:《林纾译著经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19页。[13]Alexandre Dumas fils. La Dame aux Camélias.[M].Domaine public,2005,P.101.[14]杜慧,《从<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看19世纪西方历史上的特殊女性——交际花》,《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7年第5期,第65-67页。[15]许海燕:《论<巴黎茶花女遗事>对清末民初小说创作的影响》,《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4期,第107-108页。[16]张玉霞:《林纾译著经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50页。[17]马晓东:《<茶花女>汉译本的历时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