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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外院 | 浙师大外院本科“中西翻译理论”课程优秀论文展示(八):从目的论看《万国公法·论合约章程》

来源 : 学工办     作者 : 王彩霞     发布时间 : 2021-02-07     浏览次数 : 11

授课教师评语:《万国公法》被认为是第一部译为中文的国际法著作,对晚清外交发挥了不小的正面作用,值得探讨。两位选择这一文本的同学都做的不错。很多同学运用翻译目的论分析文本是因为其较易理解又好操作。课程强调化用理论,而不能生搬硬套,这是翻译研究必须注意的问题。

 

从目的论看《万国公法·论合约章程》

王彩霞翻译181班

 

一、《万国公法·论合约章程》底本梳理及介绍


(一) 底本梳理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向世界敞开国门,大清王朝由此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外交形势的压迫,清政府开始接受西方各国所公认、用于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规范,惠顿(Henry Wheaton)的著作《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就在此时作为当时“比较权威而且更现代一些”的国际法输入中国[2]。在此背景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Martin)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资助下进行了翻译。1864(同治三年)年,《万国公法》在其创办的教会学校北京崇实馆出版[3]。

经目前学术界研究,《万国公法》翻译底本探究有如下结论:《万国公法》翻译底本应为1855年波士顿版或者1857年重印本。丁韪良译《万国公法》目录与1855年波士顿版基本相符[4]。“1848年惠顿去世后美国所出的最早一版是1855年William Beach Lawrence的校订本,该本于1857年重印,可见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一个版本。该版本以1846年第三版为底本,参照原著者1848年的Leipzig修订本校订而成。W.B.Lawrence的校订本是惠氏著作被译成中文前的最后一个英文版,取该本与丁译《万国公法》比对核查,可见其两相呼应[5]”。


(二)  《万国公法·论合约章程》介绍

《论合约章程》共有八节,为“谁执和权惟国发所定”、“立合约之权有限制”、“合约息争”、“各守所有”、“合约自何日为始”、“交还之形状当何如”、“犯条悖约”、“合约争端如何可息”[6]。这个章节与中国近现代国情密切相关,即使在现在看来,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三)  丁韪良翻译背景介绍

(1)  传播宗教

丁韪良是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在中国从事翻译活动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向中国传教。1863 年他曾在写给宁波的一位长老会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Lowrie) 的信中, 提到翻译《国际法原理》,“我从事这项工作,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指示,但是我毫不怀疑它可以让这个无神论的政府承认上帝及其永恒正义,也许还可以向他们传授一些带有基督教精神的东西。”[7]

(2) 缓解中国缺乏关于国际合约知识的局面

该书的译成还来自清政府的现实需要。早在1862年,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大臣文祥就表示,希望蒲安臣能推荐一种为西方国家公认的权威性的国际法著作。蒲安臣推荐了惠顿的书,并答应翻译其中若干章节。以后,蒲安臣将此事函告美国驻上海领事乔治·西华德,后者即告知丁韪良正在翻译惠顿国际法著作一事。1863年11月,在蒲安臣的引荐下,惠顿向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展示了其未完成的译稿。虽然对惠顿著作所知甚少,在与丁韪良会谈时,文祥十分关心书中是否包括有赫德曾译过的“二十四款”(全书第三卷第一章),并表示:“这将成为我们对外派驻使节的指南。[8]”

(3) 获清政府支持,谋求事业新转机另外,在《花甲忆记》中,丁韪良曾叙述,1862 年他从美国度假回上海之后,“我花费了一部分时间翻译惠顿的《国际法原理》,我认为这部作品将会对两个帝国以及我个人的生活道路产生一定的影响。我较早即注意到中国需要这样的一部书,原来曾计划翻译瓦特尔的著作,但华若翰先生向我推荐惠顿的著作,他的书更现代一些,并与瓦特尔的著作具有同样的权威。”[9]

清政府总理衙门在1864年8月的奏折中也指出,丁韪良在去年九月的会见中,“再三恳请”刊刻此书,“臣等窥其意,一则夸耀外国亦有政令,一则该文士欲效从前利玛窦等,在中国立名。”[10]

二、目的论概述


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ie)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团学者弗米尔(Hans Vermear)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其核心概念是:翻译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弗米尔将翻译研究从原文中心论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认为翻译必须遵循一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即“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也就是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11]。

简言之,弗米尔提出的翻译目的论把翻译从一切以原文为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调在翻译过程中应以译文的预期功能,也就是受众目标群体的接受性为出发点,在各种语境和文化因素下可以自由选择与译文接受者的期待最相符、最能让译文接受者接受的翻译方法。翻译目的论以译入语受众对象为中心,注重受众者的接受能力,追求重视译文读者的感受性[12]。


三、研究内容


《万国公法》是同治年间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完整翻译输入我国的西方国际法学著作,它开创了中国翻译西方国际法学书籍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万国公法》中文版的问世,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是进一步认识已经走进条约体系的西方国家、在以弱对强的劣势处境下争取自身民族利益的一种机遇[13]。

《万国公法》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将根据丁译《万国公法》第四卷第四章《论合约章程》的翻译结果,对照英文版本Chapter IV. Treaty of Peace,依据翻译目的论的目的原则对译文进行分析。      

具体探究内容如下:译文中采取直译方法的目的;译文中采取意译方法的目的;译文中增译某些内容的目的;译文中省略原本中某些内容的目的。


四、文本分析


       (一) 直译目的



丁韪良在翻译本篇章时,有大量篇幅采用了直译的方法。笔者以为,第一,丁韪良想要帮助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的目的非常强烈,如例1所示,“君权无限”与“君权有限”是当时世界上的两种“国法”,他在处理翻译内容时,尽量将国际现状还原在文本中。第二,中国正处于急需国际知识的局面中,如例2所示,法国当时的特点是“和权”实际在议会手中,这是当时中国所不能想象的。直译处理,即使有些文本内容会使得中国现状受到冲击,却也能加快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速度,有助于清政府找到治国良方,摆脱当前面临的困境。


(二) 意译目的



在本章中,丁韪良采用意译的片段多于直译片段,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如例1中将“States-General”译为“民举之绅士”,或将“prisoner”译为“在缧绁之中”;在例2中,将“agreement”意译为“彼此应允”;在内容上,丁韪良的“俨若瘗藏于地、必当永远湔除而不复记忆”两个句子,使用“瘗藏”与“湔除”进行重复,将战争的原始原因湮没于无形之中进行了强调。

从这两个例子中可见,丁韪良在翻译时注重译入语受众者的接受能力,将一些不便中国读者理解的内容进行了内容上的诠释,而不是一味创新词。同时,由于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知识,丁韪良在处理译本时十分注重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多用四字词,读来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三) 增译目的



1所示,丁韪良在介绍英国国法时,增译了其特点“于君权既加限制,而君主犹执宣战、议和之权”,这段介绍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增译,是针对晚清政府和时局的;段末“苟无帑银粮饷,虽欲战而不和,必不能矣”的内容,也是他在文段内容表述清晰的基础上,做的一个补充,或者也可作他自己的一个评论。例2所示,丁韪良同样在讲述战前欠款与合约签订后欠款的处理的内容后,增加了“则此等事件随后可以再行理论”的内容。在段末同样增加评论性的文字“以债入公”“少有行之者”。

增译的方法,在本章丁韪良的译本中屡见不鲜,大多为评论性文字,也有补充说明的文字。这些增加的文字可见丁韪良对惠顿阐述内容的一个看法;及丁韪良绞尽脑汁将清政府可进行效仿学习的内容贯通其间,希望对晚清摆脱困局起到积极作用;也可见丁韪良在其中融入的基督教三德“信 ”“望”“爱”[26]。丁韪良传教的目的在他的翻译活动中得以窥见。


      (四) 省略目的

在本章节中,丁韪良在翻译时有两处进行了大量省略。



例1、2出自第二节《立合约之权有限制》。例1省略的是关于在特定情况下能对公共财产进行处理的内容,是惠顿用“if”引导的推测性内容,笔者以为,丁韪良在考虑到不会影响语段含义的基础上,删除了推测性内容的讲述;例2省略的是法国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与上下文之间联系不大,删除也影响主旨的表达。笔者以为,出于简化文本的目的,丁韪良采取了省略翻译。


五、结论


      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论合约章程》章节时不完全以原文为重,而是采取了多种翻译方法,这反映出他会根据翻译目的进行翻译调整。总归来说,丁韪良重视读者的感受性,译文的内容表达方式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他在向中国输入外国文化时,也注重与清政府需求的一致性,想要助力中国走出困局;同时,他始终将宗教传播的目的贯穿在翻译活动中,向中国读者传递他自身的观念。

 

[1] 张卫明:《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0页。

[2] 洪燕:《同治年间〈万国公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页。

[3] 何勤华:《〈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7页。

[4] 万齐洲:《〈万国公法〉翻译底本问题新探》,惠州学院学报,2020年,第13-19页。

[5] 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5页。

[6] 丁韪良:《万国公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7] 刘禾:《普遍性的历史建构——〈万国公法〉与19世纪国际法的流通》,《视界》第一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0 页。

[8] 杨焯:《丁译〈万国公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9月,第3页。

[9] 田涛:《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第49—50页。

[10]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6页。

[11] Vermeer Hans: Skopos and Commi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A],Chesterman A(ed).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C]. Finl and: Oy Finn Lecture Ab, 1989:173.

[12] 罗亨:《从目的论来看中国影视作品片名的日译》,《汉字文化》,2020年第22期,第107-109页。

[13] 洪燕:《同治年间〈万国公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2页。

[14] 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LITERAL REPRODUCTION OF THE EDITION OF 1866, P. 595.

[15] 丁韪良:《万国公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16] 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LITERAL REPRODUCTION OF THE EDITION OF 1866, P. 596.

[17] 丁韪良:《万国公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18] 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LITERAL REPRODUCTION OF THE EDITION OF 1866, P. 597.

[19] 丁韪良:《万国公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

[20] 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LITERAL REPRODUCTION OF THE EDITION OF 1866, P. 599.

[21] 丁韪良:《万国公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22] 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LITERAL REPRODUCTION OF THE EDITION OF 1866, P. 595.

[23] 丁韪良:《万国公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24] 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LITERAL REPRODUCTION OF THE EDITION OF 1866, P. 595-560.

[25] 丁韪良:《万国公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26] 赵毅:《丁韪良的“孔子加耶稣”》,《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77页。

[27] 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LITERAL REPRODUCTION OF THE EDITION OF 1866, P. 596.[

28] 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LITERAL REPRODUCTION OF THE EDITION OF 1866, P. 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