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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外院|浙师大外院本科“中西翻译理论”课程优秀论文展示(九):从《佛教述略》浅析徐梵澄翻译理论

来源 : 学工办     作者 :  钟紫林     发布时间 : 2021-02-08     浏览次数 : 10

授课教师评语:两位同学选择研究徐梵澄的翻译,本文讨论其译论,徐先生的翻译活动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从《佛教述略》浅析徐梵澄翻译理论

钟紫林翻译181班

 

提要:徐梵澄是一位笔走龙蛇的文学家,一位潜心钻研的梵学家,一位出色的跨语言学习者,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他一生译著无数,在梵学翻译领域的成就可谓无出其右,曾译有尼采著作、《五十奥义书》等,对中、西、印的文化交流与理解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佛教述略》徐梵澄译本的研究,浅析徐梵澄的翻译理论及思想。

摘要:徐梵澄;佛学;翻译理论

 

一、背景介绍

 

(一)作者简介

徐梵澄,湖南长沙人,原名徐诗荃。1928年,因为文学上的志趣相投,他与鲁迅结缘。这位新文学先锋崇尚批判黑暗封建制度、主张个人意志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徐梵澄,鲁迅认为其文风“颇似尼采”。[1]他十分赏识青年时的徐诗荃,时而“放纵”这位有才华的“古怪的英雄”,并亲自替他抄写、修改、校对译稿。1933年,徐梵澄受鲁迅所托,开始翻译尼采的著作。[2]

徐梵澄幼时即习得英语,后又远赴德国留学,在那个盛产思想家与哲学家的宝地,徐梵澄萌发了研究佛法的种子。1945年,梵澄首次来到印度讲学。印度作为佛教胜地,是佛经传入中国的发源地。徐梵澄在此处研习梵文、研究佛家经典,以向印度学者传播中国佛学和儒家思想为己任。[3]

徐梵澄生平译著无数,大多集中在宗教和文学领域,晚年以梵澄为笔名,淡泊名利,隐居乡野。他的译著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尼采翻译,他早年间受到鲁迅启发,翻译了一系列尼采的作品;二是印度文学作品,其中又以《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行云使者》最为影响深远;三是将英译中国古代学术精华,如《小学菁华》、《孔学古微》[4]等,从精神哲学的角度,加以自己的理解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传播出去。

 

(二)译本简介

1939年,徐梵澄着手翻译《佛教述略》。鉴于中国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儒释道三者交织在文化理学方面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常有文人借佛教故事来针砭时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借“仙佛”之名义提倡科学的信仰和艺术的提高,以推广教化一代人。[5]徐梵澄在论“陆王学述”也曾提到“有了宗教之益处,而不落宗教迷信之邪魔。”[6]徐梵澄注重对精神哲学的研究,将印度的佛教经典、精神哲学传播到国内。

佛教为公元前6世纪为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即佛(“大彻大悟者”)在印度北方所创立的普世信仰。佛陀的教义更多的是对邪恶和人的受难提供解释的一种道德哲学体系,而不是一种正式的宗教。《佛教述略》全书分为十一个章节,从佛教奥义、佛门宗法等方面阐释对佛的理解。将佛法要旨归于四谛,苦谛、集谛、道谛和灭谛,即活着总要受苦;苦难源于欲望;痛苦止于欲望的毁灭;欲望因悟到正确的思想行为而破灭。[7]

底本Buddhism in a Netshell1982年上海佛教协会出版社出版;译文《佛教述略》选自孙波编著的《徐梵澄文集》第7卷,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译本。

 

二、文本对比



笔者选取Buddhism in a Netshell其中两段与徐梵澄的译文进行对照。可以发现,徐梵澄的译作运用古体雅言,遣词造句富有韵律,行文优雅,意蕴深长,具有非常高的文学性。

以《佛家述略》为例,原文中“His contemplative nature... no longer a congenial place for the compassionate prince.”徐梵澄略去不译。原文中简单的一句“Realizing the vanity of sensual enjoyments”徐梵澄则增译为“以为众生之患,在于生,老,病,死,乐者忧之端也,圣,贤,愚,不肖,无所逃于其间。然则离大患,去甚苦,必有以济之。”文章内容的增减略大,且并不按原文语序排布,译文的自由度较高。

东晋著名僧人、佛经翻译大师释道安曾总结出“五失法,三不易”的佛经翻译规律:“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於叹咏,叮咛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後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10]

其中的一失本和二失本解释了由于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存在的客观差异导致的失本。后三则失本和三不易则更多是译者主观判断导致的增减。[11]《佛教述略》徐梵澄译本中,由于英语和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系,在构词和表意上存在不可磨灭的客观差异,徐梵澄省略了主语和助词以避免译文的重复啰嗦;为了避免读者误解,同时考率到译入语受众的接受程度,徐梵澄引入了更接近儒家思想的仁义的概念。因此徐梵澄译本里的这类增减,符合道安所提到的佛经翻译一般要遵循的规律。

 

三、翻译理论

 

(一)归化

佛经翻译自佛经传入中国已来,已历经千年之久。根据不同时期翻译目的的不同,其采取的翻译策略也不同。

佛经翻译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东汉至西晋的翻译早期,总共翻译出近570部佛经,这一时期由外来僧侣担任了翻译的任务。在佛经传入的早期阶段,为避免出现错译,这一时期大多采取异化的翻译手段,例如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等人的翻译。第二阶段是从东晋至隋朝的翻译中期,一共翻译了3155部经书,中国僧人开始参与其中。翻译逐渐为统治阶级服务,蕴含中国本土意识和本土思想,行文不再死板而讲求文采,涌现出一批思想杰出的翻译家,例如鸠摩罗什、道安、慧远等。第三阶段是唐初至唐中叶的翻译后期,佛经翻译受到了统治阶层的重视和大力扶持,译场规模更加庞大,组织更加完备,分工更加细致,更多采取归化的翻译手段,译文本土化倾向更加明显。[12]

1934年,徐梵澄曾发表文章《论翻译》阐明他的翻译原则。他提到在西译中时,列出了三种原则:一是精通华文;二是精究原文;三是志在益人。[13]从源语、译入语和翻译的目的三个角度阐明了他对翻译的理解。徐梵澄认为只有懂中文的人翻出来的文章才像中文,又要兼懂原文。不过,这其中要把握好一个度,假如过度善于原文而进行重写,就得不偿失了。在选取译文时,也要讲求效益,将西方学术思想的精华通过译作传入中国。因此徐梵澄在翻译时并不拘泥于原文,行文灵动,适于目的语读者接受。

除此之外,徐梵澄译《佛教述略》的目的,是为了传播佛教经典,探索中印思想的共通之处,因此对许多梵文专有名词,徐梵澄都延用了已有的译文。例如“Siddhatta Gotama”并不是直译为“悉达多·乔达摩”,而是选择了更为中国人接受的表述,即释迦摩尼佛。增译了许多佛教表达,如“菩提”、“涅槃”使语篇行文更为流畅。作为一位梵学研究专家,在翻译《佛教述略》时,他所掌握的梵学知识很大程度的帮助他对原文的理解。因此在翻译策略的选择时,徐梵澄更偏向归化的手段。

(二)创译

徐梵澄主张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翻译,提倡“以哲译哲、以诗译诗、创译为主。”[14]在翻译《佛教述略》时,徐梵澄融入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学中儒释道的理解。其译作与原作并非一一对照。

译文中的许多表达,如“众生之患”包含了仁爱众生、心怀天下的思想,是译者在对原文寥寥几笔深刻感悟后的扩写,虽有加工点缀,却不破坏文章的内容与风骨。

由于英语语序与句式结构的特性,徐梵澄在翻译《佛教述略》时,借鉴了汉语佛经的一般表述,保留了佛经中梵语的神圣性和故事性。比如佛谒的翻译:

原文:A woman child, O Lord of men; may prove a

Even Better offspring than a male.[15]

译文:我王善思维 女子当男子

更为圣善裔 当生大欢喜[16]

因此徐梵澄的创译并不是毫无逻辑天花乱坠的编写,而是为了保留原作美所做出的必要的改变。

这种创译尤其体现在《行云使者》的翻译中,为了尽量体现原文气势恢宏、辞藻华丽的特点,徐梵澄采用以诗译诗,创译为主的方法。[17]简单来说,就是“取原文之义自作为诗”。[18]徐梵澄提到“顾终以华梵语文传统不同,诗词结构悬隔,凡言外之意,义内之象,旋律之美,回味之长,风神之秀,多无可译述;故当时尽取原著灭裂之,投入镕炉,重加锻铸,去其粗杂,存其精纯,以为宁失之减,失之增,必不得已乃略加点缀润色,而删削之处不少,迄今亦未尽以为允当也。”[19]因此,徐梵澄追求的是译文的神似而不是形似。

(三)不可译性

此处列举的不可译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专有名词的不可译性,一种是文字内容的不可译。

《佛教述略》中列举经书名目时,保留原文。例如“Mangala Sutta”、“Karaniya Sutta”等,应是“吉祥经”、“慈爱经”的意思。在另外一些专有名词上则采取音译法,例如“叙那者”,即“Sila”伦理的意思。[20]

另一种文字内容的不可译,指的并不是不能翻译,而是徐梵澄认为原文之精妙是译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完全传达的。“原著文辞之滂沛,意态之丰饶,往往使译者叹息。然为求不负著者和读者起见,竭力保存原作的风姿;所以句子每每倒装,或冗长,或晦涩。”[21]

同时,徐梵澄也提出了“凡诗皆不可译”[22]的见解。徐梵澄对语言的特性和翻译的本质有着深刻的思考,在他看来,诗歌蕴含着诗人在特定时刻某种灵感和情绪的迸发,是不能被复刻的。然而,在世界文学发展的步伐下,诗歌又必须翻译。因此原诗的声音、词句、韵律、意向必须“重加锻炼”,方能再造诗镜。[23]这又与前文所提到的重译相对照。如《佛教述略》这段对于佛法要旨四谛的翻译:集谛者何,生、死、轮回也,情欲相结,贪爱交杂,一日爱欲,二曰生欲,三日灭欲。[24]徐梵澄尽量保留原作诗的感觉,在词句和韵律上并未特意求对仗工整。

除此之外,徐梵澄文学与宗教哲学上的博识并没有使他骄傲,而是让他更加谦逊地看待译作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因此他也号召后来者重译。

 

四、总结

 

《佛教述略》是徐梵澄译著的印度教哲学书目,它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由英文译介而成。本文从《佛教述略》出发,从归化、创译、不可译性三个角度浅谈徐梵澄的翻译理论。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看,徐梵澄在翻译时更倾向归化的策略;根据他自己对于梵学的理解和翻译经验,提出重神似而非形似的创译理论;同时,他始终认为译文无法还原原文的美感,提出了翻不可译的理论。徐梵澄在翻译上的成就尤如高山仰止,其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也尤为珍贵。因此研究徐梵澄的翻译理论,对后世的梵学翻译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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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梦之:庄智象主编:《中国翻译家研究》当代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04,第313页。

[2]方梦之:庄智象主编:《中国翻译家研究》当代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04,第314页。

[3]姚锡佩:《著名学者徐梵澄的心路历程》,《新文学史料》期刊,2003.01,第78页。

[4]王治国、宋婷:《不应被“忘却”的翻译家——徐梵澄其人其译其论其述考略》,北京第二真人网络赌钱平台学报,2014.10,第38-39页。

[5]姚锡佩:《著名学者徐梵澄的心路历程》,《新文学史料》期刊,2003.01,第78页。

[6]徐梵澄:《徐梵澄著译选集-陆王学述》,崇文书局,2017.08,第244页。

[7](美)阿瑟·格蒂斯,(美)朱迪丝·格蒂斯,(美)杰尔姆·D·费尔曼著:《地理学与生活》第11版,世界图书上海出版公司,2013.07,第309页。

[8]Narada·Mahathera:Buddhism in a Netshell,Buddhist Pubilication society,p3.

[9]孙波:《徐梵澄文集》,第7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02,第3页。

[10]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11,第1083页。

[11]刘朋朋、蓝红军:《佛经翻译方法论》,《中国文化研究》期刊,2019.01,第133-143页。

[12]于飞:《历史上的佛经翻译》,中国人民报,《宗教周刊·人文》,2020.10,第8页。

[13]方梦之:《中国翻译家研究创译当代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04,第315页。

[14]王治国、宋婷:《不应被“忘却”的翻译家——徐梵澄其人其译其论其述考略》,北京第二真人网络赌钱平台学报,2014.10,第37-42页。

[15]Narada·Mahathera:Buddhism in a Netshell,Buddhist Pubilication society,p12.

[16]孙波编著:《徐梵澄文集》第7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02,第11页。

[17]王治国、宋婷:《不应被“忘却”的翻译家——徐梵澄其人其译其论其述考略》,北京第二真人网络赌钱平台学报,2014.10,第37-42页。

[18]郁龙余,刘朝华:《中外文学交流史》,印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12,第283页。

[19]郁龙余,刘朝华:《中外文学交流史》,印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12,第283页。

[20]孙波编著:《徐梵澄文集》,第7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02,第8页。

[21]方梦之:庄智象主编,中国翻译家研究  当代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04,308页。

[22]孟昭毅:《中国东方文学翻译史》下,昆仑出版社,2014.04,第587页。

[23] 陈历明:《凡尘洗尽即梵澄——翻译大家徐梵澄的翻译与思考》,《外国语文》期刊,2014.05,第126页。

[24]孙波编著:《徐梵澄文集》第7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02,第9页